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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特别策划|中国国际收支可能面临“双赤字”?专

浏览次数:172 时间:2019-12-01

近年来,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发生深刻变化——经常账户顺差持续收窄,今年可能出现继1993年后首个年度逆差;与此同时,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和服务业持续对外开放,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呈现双向流动趋势日渐明显。在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加剧的背景下,我国宏观金融稳定面临新的挑战。

贸易摩擦或致经常账户年度逆差

“2015年以来,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持续走低,其中2018年降至491亿美元,同比降幅达70.2%,处于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,主要原因是商品贸易顺差持续收窄、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。”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告诉《上海金融报》记者。

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郭晓蓓对《上海金融报》记者指出:“近几年,货物贸易顺差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下降趋势,服务贸易逆差则持续上升,这是造成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缩水的根源。”

“2019年,我国经常账户有可能出现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差,主要原因是在全球贸易放缓的背景下,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对我国商品贸易平衡带来一定不利影响。”王青指出,“2018年,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占我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的92.1%,今年前4个月这一占比仍达93.6%。随着5月10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,今年我国对美出口或将受到较大影响。据IMF估计,若美国将我国全部输美商品加征25%的关税税率,将导致我国对美出口额下降20.9%,从美国进口额下降27.5%,进而导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下降573亿美元左右,已高于2018年我国经常项目整体顺差水平。今年一季度,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达586亿美元,较上年同期341亿美元逆差显著上升。但从全年走势看,特别是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角度判断,今年经常账户出现逆差的可能性较大。”

郭晓蓓指出,2018年上半年,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283亿美元的逆差,其中货物贸易顺差仅为1559亿美元,为2017年上半年的73%;服务贸易逆差则高达1473亿美元,创历史新高。“展望未来一段时间,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,且贸易摩擦有从双边向多边扩散的态势。与此同时,在收入分配拉大的背景下,中国的‘消费升级’与‘消费降级’并存。但由于高收入群体人数颇为庞大,对进口服务品的消费倾向仍有可能上升,这将导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居高不下,甚至继续上升。货物贸易顺差或继续回落,而服务贸易逆差依然可能处于高位,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可能再度看到经常账户逆差。”郭晓蓓称。

长期来看,王青指出: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,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,储蓄率呈高位下行之势,未来经常账户处于基本平衡将是常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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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开放加剧资本账户双向波动

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方面,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蔡永雄预计,未来中国内地将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和服务业开放的力度,有助吸引更多资金流入。“首先,2018年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的11项金融开放措施已大致完成,未来内地将通过统一国内外金融业参与者的监管规则,以及提升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,加大金融开放。同时,银保监会近期拟推出12项对外开放新措施。其次,《外商投资法》已正式通过,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,料将有助于外资在内地更公平地开展业务,权益也更受保障,有望吸引新一轮外资流入内地。”蔡永雄表示。

“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进程加快,海外证券投资正在较大规模地进入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,从而形成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。但这类资金往往具有快进快出的‘热钱’性质,稳定性较低。”王青指出,“这一方面会提高人民币汇率与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性,更重要的是,包含这部分金融账户顺差的我国外汇储备的稳定性也会相应减弱。长期以来,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一直是我国抵御国际金融动荡的一个强点。若未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平衡受‘热钱’进出影响波动有所加大,或将增加我国保持外汇储备规模处于适度水平、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难度。”

“未来国际收支格局将呈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向波动,经常账户顺逆差交替,短期资本的流向变动不居且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和高波动性,这意味着,中国未来有些时候可能会面临国际收支双赤字。”郭晓蓓称,“这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:外汇储备下降,中长期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,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上升;储蓄率下降,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升。”

不过,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刘健对《上海金融报》记者表示,短期内,资本外流压力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并不太大,“一方面,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加大,会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我国股市、债市等市场;另一方面,虽然当前人民币汇率有贬值预期,但中国央行可动用的工具和手段还很丰富。”

王青强调,当前我国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力度,是从以往的商品、要素流动转向规则、制度开放的具体体现,更是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,优化跨境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,应对经常账户顺差收窄、甚至出现逆差局面并非其主要考虑。“当然,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保持我国国际收支处于总体平衡状态。”王青表示。

刘健指出,中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,是基于自身发展做出的决定。总体而言,开放度越高的行业,其竞争力也越强;反之亦然。

蔡永雄表示,纵使直接投资、证券投资、其他投资项下的资金较多是双向流动的,但在我国经济、金融市场和服务业持续开放下,预计资金流入的规模将高于流出,这有助于抵消经常账户盈余的减缩,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总体稳定。

慎防短期资本流动风险

王青指出,随着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可能性的上升,以及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平衡受“热钱”进出等短期资本流动影响而波动加大,我国需要更加重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对国内货币政策、人民币汇率的冲击,把握好金融市场开放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平衡。

“具体而言,一是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控和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监测,构建多元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,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2万亿至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规模。二是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过程,注重与国内金融监管能力及金融体系稳健性水平相匹配。三是国内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兼顾内外平衡,逐步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,发挥市场化汇率机制对宏观经济的‘自动稳定器’作用。最后,要持续推进国内经济结构优化升级,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及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,保持实体经济与金融、房地产平衡发展。这也是吸取1997至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教训后,东南亚国家能够较好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经验。”王青表示。

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、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撰文指出,在中国经济面临经常账户逆差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的“双赤字”冲击时,如果使用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,外汇储备可能消耗得更快。因此,通过资本流动管制来抑制短期资本持续大幅外流,有助于帮助有关部门更好地稳定汇率与国内资产价格。“未来我们可以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,但不要轻易开放资本账户。适度的资本账户管制将是稳定中国国际收支状况、捍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成果、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防火墙,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这一重要的政策工具。”张明表示。

刘健指出,资本管制是央行的政策工具之一,是一种正常行为,不应被妖魔化。“开放的前提是风险可控,因此,资本项下开放的路径可能还是管道式、区域性开放,如QFII、QDII等,此外,自贸区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开放。”刘健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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